当地时间10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积极评价近期双方通过密集沟通就解决边境地区有关问题取得重要进展，就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双方同意，发挥好两国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作用，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当地时间10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24日的记者会上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会晤中一致认为，本次会见具有建设性和重要意义。中方愿同印方共同努力，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合作，增进战略互信，妥善处理分歧，不让具体的分歧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推动两国关系早日重回稳定发展轨道。
中印两国外交部也在两国领导人会晤前证实，双方围绕边境事务的磋商取得了重要进展。自2020年爆发的中印边境西段军事对峙局面出现转机，为双边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
这是两国领导人五年来的首次会晤。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上一次会晤是2019年在印度金奈。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林民旺向澎湃新闻表示（www.thepaper.cn），“很明显，中印两国关系已经走出最低谷，但是从低谷往回攀升的程度有多大，有待观察。”
国际环境变化促使印度外交方向大调整
在林民旺看来，中印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双方就边境有关问题达成解决方案，离不开国际环境的变化。他认为，美国的不确定性是促使印度对华姿态放软的重要因素，“对印度而言，美国大选是不能忽视的考虑因素。美国大选结果未知，让印度有必要做出战略上的缓和。”
林民旺继续补充道，“莫迪在俄乌冲突之后第一次访问莫斯科、同中国改善关系，这些都是莫迪外交方向的大调整。”
在此次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前，中印已经展开几轮密集的高层互动。
7月，中印外长在一个月内两次会面，从两国外交部声明来看，双方就两国关系和边境问题着墨颇多。王毅外长强调中印关系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影响。印度外长苏杰生强调，稳定两国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应以“使命感和紧迫感”来处理当前问题。
9月，王毅在圣彼得堡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双方讨论了近期边境事务磋商取得的进展，一致同意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双边关系改善创造条件。
若从中印更长远的沟通时间线来看，近年来，双方一线部队已经在中印边界的西段加勒万河谷等4个地区实现了脱离接触，中印边境的局势总体稳定可控。自2020年边界冲突爆发以来，双方举行了21轮军长级会谈，两国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则举行了31次会议。双方分歧不断缩小，共识不断扩大。
“中国一直抱着积极的态度，希望改善中印关系，但是印度一直给边境问题设置门槛。今年印度方面态度松动，显示出可能妥协的态度，因此我们能看到两国高层的密集接触。”林民旺分析表示。
外界普遍认为，此次中印两国领导人会晤标志着双方持续四年的边境紧张局势得到降温，这很可能成为改善中印关系的关键转折点。
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印度和中国要建立互信需要大量时间精力。美媒援引一位不具名的印度安全专家的话称，“重新获得信任并非易事”，但中印就边境问题达成解决方案表明双方修补关系的意愿。
对此，林民旺特别指出，印度展现出的积极态度主要落实在边界问题本身，是战略层面的考量。而在双边问题比如经济领域，这些对中国有很大现实意义的议题上，印度方面的政策目前还看不到转变迹象，“因此我认为这次会晤的‘后劲’有多足，还有待观察。但至少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氛围和表态是很积极的，足够让人乐观。”
当地时间10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边境解决方案能否为其他问题松绑？
据环球时报10月23日援引新德里电视台（NDTV）和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0月21日，印度外长苏杰生在NDTV主办的媒体活动上表示，中印双方在边境实控线问题上取得突破是“积极的进展”，这归功于双方“耐心和坚持不懈的外交”。他进一步说道，“如果没有和平与安宁，双边合作的其他领域又如何能得到改善呢？”言下之意，阻碍中印其他领域合作的最大障碍已被移除。
林民旺认为，中印就边境问题达成解决方案，为两国其他领域的趋冷氛围创造了改善的可能性，“比如印度能否在对中国企业的打压、签证政策等问题上松绑等”。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苏杰生9月在德国柏林发表演讲时，曾透露将放宽对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的限制。
多家外媒认为，随着印度推动制造业自力更生，全力以赴发展半导体等电子产业，印度经济也变得更加依赖中国的进口。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道，2024财年，中国重新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两国双边贸易额达到1184亿美元。印度外交部的数据显示，印度从中国进口的电信和智能手机零部件价值42亿美元。《日本经济新闻》23日刊文分析称，印度国内企业由于技术上的局限性而不得不依赖中国制造。
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在10月22日仍强调，印度将保留对周边国家的投资限制。
对此，林民旺认为印度国内对中国经济投资的依赖或许也是其政策调整的动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因素。自2020年以来，印度政府一直推动与中国经济“脱钩”，对中国企业诸多限制。但事实上，中印双方经贸数据不断攀升。限制中国人员签证的做法，也导致印度企业在技术和生产上面临困境。“所以印度不得不回到现实一点的政策，做出调整。”林民旺表示。
林民旺最后强调，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以及军事对峙产生的高昂的防务支出，是推动印度在近期谈判里做出妥协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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